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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短篇小说回顾:“海外故事”专题(1995年

更新时间: 2019-06-16

  出国留学后的严歌苓创作了大量移民题材的作品,并被公认为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文学”作家。这些作品充满对在异域生活的留学生与移民阶层真实描写,既有身份困惑和隐秘心理的展现,又有跨越历史、种族、性别、文化等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思考,突破了以往停留在表达群族冲突、异国风情等表层猎奇的移民文学,而触摸和挖掘到东西方人性在各种时空磨砺下的扭曲和转换,以更为广泛视角表现更具深蕴的艺术风貌。严歌苓的短篇小说,常常调用独特的叙事方式,运用多种人称形成独特的“你”“我”对话模式,以及场景拼帖、时空跨越等现代手法,构成时空交错、复杂多元的小说叙述结构。同时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也时常抛出“悬念”,使读者陷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些作品题材众多,叙事精彩,结构新颖。读书会从2016年开始,以“海外故事”专题(曾名为:移民小说、海外小说),已经推荐了严歌苓在1995年之前发表的相关中短篇小说,共16篇,我们在此重新梳理这些作品,以飨读者,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读后心得。

  像任何一个白手起家的移民一样,他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不是抽象的、精英式的忧患意识。普通移民的忧患意识是难民式的,那就是:呆下来,活下去。虽然不免有些原始,但它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了人的生命力。

  短篇小说《失眠人的艳遇 》,成书最早收录于1993年台湾尔雅出版的小说集《少女小渔》。《失眠人的艳遇》里的“我”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我”设想在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寻找到那个在相对空间也遭受着“我”一样困扰的同类。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 在相同高度的公寓的那个失眠者。

  “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短篇小说《少女小渔 》,是新移民文学重要代表作之一,最早收录于1993年“台湾尔雅出版”的同名小说集中。荣获1991年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而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由李安制片,张艾嘉导演,在国际上获得重要奖项,为严歌苓的职业生涯带来重大的转机。在《弱者的宣言》中,严歌苓谈到这篇作品的创作心声。

  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破坏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严歌苓

  短篇小说《女房东 》曾荣获1991年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成书首次发表于1993年“台湾尔雅”出版的小说集《少女小渔》中,是“新移民文学” 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朱西宁先生称它为“零缺点小说”。著名导演李翰祥[长逝]曾购买过电影版权。2015年,《女房东》英译版在GRANTA杂志发表。小说以男性为主人公,是作者在美国写的第二个短篇小说,严歌苓在说故事的层面也很能把握住故事的叙事技巧,在《女房东》中更是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通过“老柴”的臆想将女房东神秘化,悬念重重。严歌苓曾多次以本文为例,在多个演讲中展开自己对小说虚构艺术的见解。

  他把行李装上了车,回到屋里做最后巡视时,看见一页字笺: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别了。还是那样素洁,却透着一种悲凉。

  短篇小说《栗色头发 》初版收录于1993年“台湾尔雅”出版的小说集《少女小渔》中,其创作缘起于严歌苓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打工经历——由一个巨型蜘蛛的意象激发的写作灵感。“当时我未有孩子,但要照顾两岁的男孩吃饭及七岁的男孩上学,真的累得要死!每天都手忙脚乱,打扫至凌晨一点才睡,但五六点时小男孩又醒来了,走到我身旁叫着‘阿姨阿姨’,实在太痛苦了!” 一天她在拖地时,两岁的孩子跳到湿淋淋的拖布上,一时忙乱下她拽了拽拖布,不小心打到厨房的玻璃天花,玻璃裂了,裂纹就像一只大蜘蛛,她一直都不敢跟主人说这件事,到一个月后请辞时才得悉天花在他们搬来时已破了,并不是她打破的。天花上的“大蜘蛛”裂缝,让她久不能忘,最后写了《栗色头发》。

  “回应吗?我愁苦着。我正无家可归。回应他将是一种归宿。不,也许某一天,我会回应,那将是我真正听懂这呼喊的语言的一天。”

  短篇小说《红罗裙》的成书最初收录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中,曾获1994年“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红罗裙》精心设计了“海云”与儿子“健将”、丈夫周先生、继子卡罗之间的微妙关系。三十七岁的海云嫁给了七十二岁的华裔律师周先生,周先生与美国前妻生下的混血儿卡罗也与他们住在一起。卡罗爱上年轻的继母,于是四个人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

  “他们只是将母子最初期的关系——相依为命的关系延长了,或许是不适当、无限期地延长了。或许是这异国的陌生,以及异族人的冷漠延长了它。因此他们总是在对陌生和冷漠的轻微恐慌中贪恋彼此身上由血缘而生出的亲切。”

  短篇小说《簪花女与卖酒郎》是严歌苓篇幅最短的小说之一(3300字),成书最初收录于1995年1月“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海那边》。严歌苓有不少文本涉及到华人运用母语与英语在思维、观念、表达、意识等层面上的巨大差异。在《红罗裙》、《太平洋探戈》中,不会英语是华人移民获取生存的最大障碍,也是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重要原因。

  “齐颂一个字也不懂他讲什么,尽管他讲得很慢。但她仿佛又是懂的——这样滴对着她眼睛,还会有什么不懂呢?她郑重地答:‘是’。”

  短篇小说《海那边》(7600字)成书最初收录于1995年1月“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海那边》。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第一名。

  小说讲的是一个“极致”的老男人泡(英文名Paul)的故事。脑筋“残废”的泡起码在王先生的餐厅里干了30年,他对王先生比王先生“自己对自己”还忠实。同在餐厅打工的李迈克送给泡一个年轻女郎的照片,说是给他介绍的大陆的未婚妻,还保证会带他回大陆结婚。从此泡一心一意盼着这位海那边的“妻子”,其实那张照片只是李迈克捡来的。王先生为了保护泡,让他断了念想,就向移民局告发了偷渡来的李迈克。随后李迈克被递解出境。为此,失去了“精神支撑”的泡杀死了王先生......

  泡不懂什么叫“递解出境”,但他明白,没了李迈克,什么都没了。没有那个“等”了,没有那个等着他泡的女人,等在海那边很苦的,叫大陆的地方。

  短篇小说《抢劫犯查理和我》中的“我”在遭遇白人青年查理的抢劫时竟爱上他那古典美的脸和抢劫时诗意般的轻柔声音。“我”不仅没有告发他,还与他约会,结果再度遭到他的抢劫。这种被劫者对抢劫者的情爱构成一种暧昧的错位关系,抢劫者的目的在于钱财,而“我”却被这个白人抢劫者在实施抢劫过程中散发的文明气息所魅惑。“我”的内心被文明的表象迷惑,甚至因情感上的欣赏和偏爱而忽视他行为本身的罪恶。而“我”为了摆脱留学生活的艰辛,接受麻的爱情,忍受没有感情的婚姻,企图利用男友来改变贫困的生活状况......

  窄窄的小桌上一块蓝红方格的桌布,我的手在那下面被这少年握住了。那手还在得寸进尺地,愈来愈完全地占有我的手。他已扳转了俘与被俘的关系。

  我知道挣脱他并不难,但能否挣脱自己对他不可理喻的恋想,我无把握。我对自己变得如此无把握;对自己会在这样的偷欢中沦落到那一步,我全无把握。令我绝望的是,我是这样容易被勾引;我天性中,有这样难以救药的缺陷。

  短篇小说《大陆妹》(3400字)成书最初收录于1995年1月“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海那边》,首发于1992年8月11日台湾联合报,2016年《大陆妹》选入王德威教授主编的“中文世界第一本华语语系文学读本《华夷风》”。《大陆妹》呈现了台湾移民与大陆“新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小说中的“大陆妹”来到美国后,住在已移民美国的台湾亲戚唐太太家,这个ABC家庭接受她的勤快和善解人意,但仍然对她存在种种歧视和偏见。在这篇小说中,作家严歌苓赋予了“大陆妹”以知识分子式的思考和乡愁,以此表现弱势文化中的移民被迫转变身份的伤痛,尤其是当这种转变来自于同胞的偏见时,内心的隐痛就会显得尤为凝重。

  大陆妹忽然哭了。不止哭作家的死;死得也似乎不止作家。一切东西都要退尽泥腥了。她是哭这个吗?也不尽然。

  短篇小说《学校中的故事》(7800字)1991年首发于台湾《联合报》,荣获1992年香港“亚洲周刊小说竞赛”第二名,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台湾九歌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小说讲述了一位女留学生和她的美国教师之间发生的独特情感故事。大陆女留学生李芷整日奔波于学校和打工的餐馆之间,骨子里有份该属于牲口的顽韧,表面上却尽量保持着一份从容。帕切克是一 位愤世嫉俗、特立独行的教师。教室里,这对男女师生之间充满着猜度、敌意和硝烟。在剑拔弩张的较量中,他们逐步看到对方的才华与个性,这不仅为他们初次邂逅时莫名而生的朦胧吸引找到的支撑点,彼此间的欣赏也令他们握手言欢、冰释前嫌。一段微妙的情感仿佛就要正式开场。情节在此刻却急转直下,一个男人的出现.使李芷和帕切克的感情成了一个悲伤的休止符。493333管家婆图,帕切克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李芷抱着“无属性的爱” 的信念.在初雪的时候暗暗想起他那头感伤的银发。故事的结尾, 作者为这个人物赋予了一层人性关怀的温暖。

  “第一次看电影《蜘蛛女之吻》是在1990年,后来读了普伊格的小说和自传,对同性恋的庄严、壮丽。尊严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认识。”“读《蜘蛛女之吻》之后,我流了很久的眼泪,认识到这种不被传统认同的感情有着绝望的色彩和烈度。”——严歌苓

  短篇小说《没出路咖啡馆》(1600字)首发于1991年5月29日台湾《联合报》。成书发表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十年后,也就是在2001年,严歌苓发表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在台湾版长篇的后记访谈中,编者提到这两部相隔十年的作品,都有“下围棋”的情节,严歌苓针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

  “‘无出路’是萨特NO EXIT书目而来的,芝加哥的确有几家餐厅酒吧叫‘无出路咖啡馆’,六十年代因热衷萨特的存在主义而命名,可以看出萨特对美国影响很大,现在还保存几家,生意也很好,有一些社会边缘人——怀疑社会价值的人、艺术家、不得志者、精神上的流放者——这些对主流社会都怀疑或不屑的人,可在‘无出路咖啡馆’看到。

  这些人很有趣,比如他们很喜欢下中国围棋。东方音乐及东方古老智慧在这里很流行,下围棋即是一种持续多年的活动,如,我看到一位雪白的脸和像枯草一样头发的亚麻色的女孩,形象已是败了色的样子,多次看到她安静下棋,让我震撼,她专注的样子,让我不禁想问:是什么力量令她像上了瘾般?围棋体现另外一套全心全意的哲学。我最初想写《下棋女子肖像》。

  《“没出路”咖啡馆》没有时间扩充出对这位女子的观察,但在《无出路咖啡馆》我以王阿花这位女子出现,组织到我的生活上来,如此我看到社会另一种价值,看到生活在美国的另一大群人,使我自己也有了勇气,因他们的存在,我对美国和全世界的价值观敢表示极大的怀疑。

  “我还想告诉你:我的老师,我是说,那个教我下围棋的人,是中国人。”然后她转身走了。她与她那中国老师怎么了呢?她被他引进这个“没出路”,拿一只只子布下了他的阵角,让她爱上了棋。他勾引着她颗一颗地,越来越多地往棋盘上落了。子落得越多,她却被困得越深。

  短篇小说《方月饼》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女主人公为了筹备中秋节聚会,用做了一个小时的活才能挣得的钱买了“方月饼”,并邀请美国同胞共度中秋节,然而“所有人都来电话取消了聚会计划”,于是主人公邀请同屋的美国女孩玛雅共度中秋。然而,正如美国的月饼是方的,玛雅无法理解主人公的相思之情和中国神话传说,当主人公动情地讲起月亮里私奔的嫦娥、捣药的玉兔、伐桂的吴刚时,玛雅却认为“一男一女中间还有个兔子却谁和谁都不挨,这故事劲在哪儿?”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理解上的阻隔,而彼此价值观念的差异则让主人公的友谊观遭到多次嘲弄:偶尔翻看报纸就被要求分担一半的订报费;抱一抱猫咪就收到一张账单;在中秋节请吃月饼,对方却提醒要分担买花的钱,原因是欣赏了她带回的花。主人公对于中秋和故乡的精神依恋与玛雅爱物质层面的斤斤计较相映成趣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悲哀。

  《方月饼》创灵感来自于严歌苓早期在美国留学的生活。在2016年香港大学驻校作家的演讲中,严歌苓提到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情节,属于她真实的记忆。她在中秋节把月饼分给同租屋的女同学吃,结果还被嫌弃“卡洛里”高,严歌苓就觉得很可惜,自己的月饼那么贵,给她吃了还被嫌弃。

  短篇小说《茉莉的最后一日》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曾多次再版。2014年收录于天津人民出版社小说集《少女小渔》。小说中,生活贫苦的移民“郑大全”靠推销为主,他需要挣回更多的钱以照顾待产的老婆,当他以苦肉计进入了“茉莉”的公寓后,其目的是急于推销出按摩床。而八十岁的老茉莉是一个孤寡的富婆,她放郑大全进去的目的则是“想把它制成个器皿,盛接她一肚沤臭的话”。两个不同生活层面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这种错位使他们漠视对方的需求,结果相互伤害、两败俱伤。《茉莉的最后一日》是华人推销员与白人茉莉因彼此意愿相违而造成的悲剧。

  郑大全的目光跟上了它。他想,她并不穷到发臭的地步,她仅仅是活腻了,并不是活不下去。不像他和妻子,活得一身劲头,可就是时时活不下去。

  短篇小说《屋有阁楼》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时代文艺出版社),曾多次再版。严歌苓的短篇小说《屋有阁楼》、《阿曼达》和《我不是精灵》这三部短篇小说,皆涉及到“年长男子和少女”超出一般的情感与依恋。而另外几篇,如《约会》《红罗裙》和《花儿与少年》中,“母亲与儿子”都有着超越一般母子亲情的亲昵和依恋。

  “我对人的精神病理和心理非常关注,这是处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问。在美国,只要有心理学方面的新突破,我都会急于去了解,新出的药可以解决什么样的心理问题,我都知道,基本上是半个专家吧。”

  短篇小说《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3000字),本文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在学校里面,我原本正统的观念统统被洗牌了。到了美国,代表我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其中一员,实际上,我还要从心理上逐渐适应才行。这些生活上出现的问题,在文化和学术方面也会遇到。——严歌苓

  “知道吗?是观念问题。你在你的观念引导下,给许多东西定义。邪恶、美好等等。其实一个物体、一个生命的各个部份都是平等的。都是美的,也可以都是丑的。一个人身体的其他部份难道不和脸平等吗?为什么你只描写脸呢?”

  短篇小说《约会》(9800字)本文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女主角五娟也是在前夫死后带着儿子来到陌生的土地。她的现任丈夫是一个在美国打拼出一份自己事业的六十八岁华裔,他不许五娟的孩子和他们住在一起, 也不许五娟去学校看孩子。他妄图霸道地占据着五娟的一切,他像私有 财产一样将五娟据为已有,像防备小偷一样禁止五娟给儿子一点点的关爱。他甚至在第一次在机场见到五娟的儿子晓峰的时候就对他充满了敌意,甚至怀疑晓峰是五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个小情人。而五娟将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以自己的忍气吞声能够换来儿子顺利考上柏克利大学,好带着她离开这个家。为了这个微茫的希望,她每周四都像联邦特工一样几番反跟踪脱离丈夫的监控。去赴母子每周固定的约会。最后儿子却爽约......(介绍选自:龚高叶:“他者”世界里女性的无言诉说——评严歌苓短篇小说《红罗裙》、《约会》)

  五娟很快进了约定的小咖啡店。坐下十分钟,走进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像她一样的细皮肤,长一对橄榄形大眼睛,眼尾向上飘。他的脸蛋还没像成年男子那样硬朗肯定起来。

  严歌苓:“在国内(1989年以前)我写长篇,不怎么写短篇小说。 那时我觉得写长篇省力,短篇则不同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构思一个短篇煞费心机,短篇篇幅小,藏拙的地方都没有。 到美国后不一样了,特别是读学位期间(出国初期),写作时间都是做英文功课后的空挡 ,写长篇时间要从容,由于时间关系,连续性的思考时间少了 。有一点余暇 ,就考虑 ,写一个短篇时间够了吧。”

  “我在《少女小渔》的台湾版后记中说:有时觉得好笑,怎么变成个农夫了 ? 这块田地种高粱不够 ,就种大豆吧!我的短篇 《少女小渔》、 《海那边》、《红罗裙》、《女房东》都是读学位时用课余边角时间写成的 。”

  “我30岁才出国,这种迁移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30岁那年我出国考托福,感觉是把自己的根从这片热土上拔了起来。这个根是潮湿的、裸露的。它们是我的神经,比所有的东西都敏感,且略带疼痛。在外面,人家一个眼神都能伤害到你。”

  移民面对残酷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困惑,只有依靠幻想来确认自我身心的正常,这是生存和精神的双重痛楚与悲哀。作家严歌苓以一个中国海外移民的视角来观照移民的本能需求和精神状态,她对移民心态的犀利洞察,使人性的揭示具有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海那边》淡化了台湾留学生文学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化乡愁,更多凸现的是异质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的龃龉尴尬的生存状态。

  同时我也联想到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与这类渲染异国奋斗发迹的浪漫传奇故事相比,《海那边》摆脱了中国内地打工文学常有的简单粗糙表现模式,而着力尝试从文化和人性的双重角度透视海外边缘人性。

  《海那边》集中,严歌苓让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边缘人相互遭遇,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观念而相冲突,也因此生出戏剧性和趣味性。巧妙的是严歌苓以丰满感性的笔触细摹人性的丰富微妙和不可理喻,似是故意令人性的火焰去冲击文化的藩篱,燃烧种族的隔阂。

  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环境,不断地互相吞没和消化。不同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方式互相抵牾,产生了一切的谜,一切的反常。作家对个体生命的谛视,熔铸进了文化、民族、社会的深层意蕴。严歌苓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悲悯情怀,进行着异域生活的真切言说。

  只身在外的大陆妹, 迫于生存的压力,终于妥协于异邦的文化系统向自己提出的要求,并适应了新的生活模式。

  在这些篇幅不拘的小说作品中,在一以贯之的灵动文字之下,我们捕捉到的,除了严歌苓对于世态炎凉的敏锐观察,更多的是她作为一个充满责任感的移民作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的凝重心境。

  移民不仅是生命经验,它给严歌苓的精神维度带来的影响也至关重大,严歌苓所关注的移民问题,与她自身的生命经验大幅重叠,在这里她的经验与思考、肉体和精神形成强烈的连结,体现在她的作品中,这两个方面也是同构在一起的。

  《大陆妹》中,虽然大陆妹高唱中国歌曲、对土生子讲解唐诗和《红楼梦》都遭到了嘲笑,但她依然无法割舍充满“土腥味”的故国物事。传承有序的文化记忆和美学眷恋共同烘托出深邃沉静、作为精神之根的“中国”,由此缓和了观念冲突的烈度,使文本获得了温暖宽广的情怀。

  在新移民作家中,严歌苓的创作及其转变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她的小说展现出在全球化的视野和版图里,华人移民对强势与弱势、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悖论关系发生的认知变化。

  这种变化,既是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的转向,也可视为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渐趋强大,“中国”看待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她以悲悯的眼光打量着这些“新大陆”求生的异乡人,尤其是那些不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的生存境遇。

  伴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批在文坛初有建树的作家求学移居海外,他们开始尝试着体验并且描述有别于“乡愁情结”或特殊地域经验的更为复杂真切的艰难生存,他们的视野和文化抱负渐次拓宽。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状况。这种改变的源头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追索和描述,但最值得称道、最具地标意义的,首先是来自严歌苓的写作。

  严歌苓并不满足于在小说中记录、揭示新移民们所面对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她细致、大胆地对显而易见的文化对抗背后的问题本质进行剖析,将追问的笔触直抵主人公们的灵魂深处、人性幽深。她不仅引导读者为故事中的各色人物感怀叹息,更加希望读者能够对他们的故事进行反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继而开创生活中新的希望。